盐城商标注册解答企业进行商标转让的优势有哪些？

商标对于企业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如果卖到一个好价钱，企业也乐意促成商标转让的交易。那么对于买家来说，企业进行商标转让的优势有哪些呢？下面跟随盐城商标注册来了解一下。

1、用时短商标转让最直观的优势是时效上的优势，只要找到合适的卖家，谈好价钱就差不多能够将商标拿下。除了时间上的优势外，商标转让还有一下优势：

2、风险小商标转让相对来说不确定性因素少。虽然商标许可基本没有不确定因素，但与注册商标相比，其不确定性风险仍然很少。

3、直接拥有与商标许可相比，转让商标可以取得注册商标，避免为他人作嫁衣。商标转让看似没有商标许可更直接、更快地使用商标，但也比商标许可有着无法比拟的好处。商标许可使用容易以引来品牌纠纷，商标转让能够让商标完全彻底的在自己手上随意使用。

很多朋友不清楚商标无效和商标撤销有什么区别，今天小编就跟大家一起看看两者的区别。

一、原因不同

商标撤销：在申请注册的过程中可能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也存在商标注册三年内没有使用被人申请商标撤三的情况。

商标无效：直接违反了商标法的规定侵犯了公共的利益，而且由始到终都是无效的。

二、处理程序不同

商标撤销：只能由利害关系人提出，商标局是不能主动撤销的该商标的。

商标无效：商标局直接裁定。

三、法律效力不同

商标撤销：商标被撤销前是有效的，被撤销后的商标才是无效的。

商标无效：无效裁定是绝对的无效，而且是具体溯及力的。

国家商标局不予核准转让申请的决定是基于《商标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关于对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注册商标申请，不予核准的规定作出的。

商标转让是商标权人行使其处分权的一种方式。但是，注册商标经过长期使用，可能已为相关公众所熟知，消费者可能将使用同一注册商标的商品联系起来。在注册商标转让时，尤其容易引起混淆和误认。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避免混淆和误认，法律规定：对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注册商标申请，商标局不予核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8种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除该条款规定的例外情形，凡属这8种情况涵盖范围内的标识，均系绝对禁止使用。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如果诉争商标构成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情形，那么，商标审查过程中，审查人员应秉持何种主观裁量进行判断？

在相关诉讼中，又该如何适用绝对理由的审理标准？两个裁定均被撤销2013年，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此案第三人）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下称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公式”，指定使用在第7类“柴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外)；汽油机(陆地车辆用的除外)”等商品上。

2006年，某自然人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公式”，指定使用在第7类“柴油机；汽油机”等商品上，2016年该商标转让至此案第三人名下。2016年，两名印度籍自然人分别针对上述两商标，以诉争商标文字同印度的国家名称相同为由，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查，对两案诉争商标作出维持注册的结论，理由为：“诉争商标文字为印地语，同英语INDIA，为印度国名，但消费者对印地语知晓程度有限，因此不会将其识别为印度国名。”

上述两名印度籍自然人对两案裁定均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被诉裁定。在这两起案件中，相关争议焦点是，两个诉争商标文字指向印度国名的“事实”，是否可以依据我国消费者的主观认知而改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但经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该规定中的国家名称，包括中文和外文的国家名称的全称、简称等形式，并不以我国境内相关公众的通常认知为限。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有误。原告诉求得到支持庭审中，原告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焦点问题进行了阐述。一是诉争商标文字仅指向印度国名，未形成明确的其他含义，且该文字的使用并未获得印度国家政府的同意，已构成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中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中规定的国家名称，无论以何种形式，均不应仅以我国消费者的认知为限。亦即，我国境内相关公众对印地语的认知水平如何，并不能改变诉争商标文字指向印度国名这一事实。在无证据表明诉争商标文字的使用已经获得印度共和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应依据法律和事实对诉争商标宣告无效。

此外，在先司法判例：如(2017)京行终5508号行政判决中就认定“在适用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时应当从严掌握法律适用的标准”。其原因在于中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是出于政治上严肃性的考虑，意在避免此类禁用标志的使用和注册妨碍有关国家使用其象征主权的标记的权利，或有损其国家尊严，进而对相关国家的国名等给予充分的法律保护。二是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及适用，悖离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影响到我国同行企业的有序日常经营。

由于质量及价格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中国柴油机生产厂商应印度客户委托进行代生产柴油机后出口至印度， 并在产品上标注“BHARAT”（印度）作为产源标识之用。但由于此案第三人蓄意将诉争商标在海关备案，导致相关柴油机生产厂商的出口货物被查扣。除非这些柴油机生产厂商被迫同意与此案第三人和解，否则将难逃处罚，从而导致巨大的财产及人力损失，严重影响到这些同行企业的日常经营。此外通过查询，原告还发现此案第三人通过或无差别复制，或进行简单字母添加、组合，或通过将字母变形的形式，注册了大量中国乃至印度的知名柴油机商标，并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予以注册。

原告认为，这一行为是典型的商标囤积行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公共秩序以及公共利益。判决具有参考意义在商标审查实践中，对于绝对理由的审查，针对的是商标本身固有的不可注册性，主要考察诉争商标是否具有作为商标注册、使用的固有属性以及是否符合公共政策，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等。在商标授权确权案件中，对于违反包括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在内的绝对理由的标识，除法律条文规定的例外情况外，应严格遵照事实与法律规定，如果仅以消费者的认知为转移，显然与商标法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相违背。

正如(2018)京行终2710号行政判决中所述，“相对于损害特定民事主体利益的禁止商标注册的相对理由条款而言，绝对理由条款的个案衡量空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对是否有害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进行判断的裁量尺度不应变动不居”。

因此，两案判决结果一方面维护了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另一方面，两案进一步明确了针对绝对理由的审理标准，即公众认知不应影响关于诉争商标文字与禁用条款规定情形之间对应关系的判断，对司法实践亦有积极的指导性意义。